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,提高综合竞争力、巩固经济稳中向好;确定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措施,以“一网通办”更加便利群众办事创业。
会议指出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部署,各地区、各部门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,大力优化营商环境,取得积极成效。要更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、调动人的积极性和社会创造力,聚焦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痛点难点,突出重点,把该放的权利放给市场主体,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,激发创业创新活力。一是再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、营业执照作废声明、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、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等17项行政许可等事项,其中6项提请修法后取消。二是年底前实现海关与检验检疫业务全面融合,统一申报单证、统一现场执法等。简化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,改由海关直接使用市场监管、商务等部门数据办理登记。三是优化办税服务,大幅压缩企业办理纳税时间。不动产一般登记、抵押登记业务办理时间年底前分别压缩至15个、7个工作日内。四是加快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,政府定标准、强监管,企业作承诺、守信用,最终实现企业投资一般“零审批”。五是抓紧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,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承诺,废止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,严厉查处侵权假冒、违规收费等行为。六是在全国逐步推开营商环境评价,强化地方政府责任,加大正向激励。将部分地方实施的政务服务“一站式”办理、涉税业务“通办”、套餐式集成服务、“互联网+医保”、民生服务“指尖”办理、跨区域协同监管等28项市场欢迎、群众认可的做法向更大范围推广。
“一系列措施体现了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。比如‘放’方面,取消17项行政许可事项;‘管’方面,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意味着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;‘服’方面,建设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。”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说。
“简化投资审批是构建营商环境最有效的手段之一。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表示,投资一般“零审批”将为企业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,有利于企业自主投资决策和提高投资效率。
谈及新版市场准入清单,白明表示,相比日前出台的“2018年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”、《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(负面清单)》两张负面清单,新版市场准入清单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。对于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,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国内也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,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也表示,各类所有制企业受到公平公正、一视同仁对待,也有利于消除不同经济主体对于政策支持的疑虑,有利于加快塑造统一、公开、竞争的市场,对于扩大开放同样意义重大。
当前,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,面对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挑战,我们的有利因素在于有巨大的内需市场。如果能够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,充分挖掘内需潜力,我们就有条件打赢这场贸易战,保持未来10年、20年的可持续增长,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把握主动,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。
扩大内需要加快消费结构变革,逐步提升全社会服务型消费的比重。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,服务型消费比重的提升处在历史关节点。比如,我国服务业占比至少还有20%左右的提升空间,就蕴藏着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。当前,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6.6万亿元,估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45万亿-50万亿元人民币。
消费结构的变化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。例如,文化、教育、健康、医疗、旅游等为重点的服务型消费。现在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大约为40%-45%,农村居民大约占30%左右。如果未来5至10年,13亿人的服务型消费占比接近或达到50%左右,将产生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,这将明显改善供给结构,进一步拉动全球消费市场。
扩大内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转型升级。而经济转型关键在于优化营商环境。要努力打造国际化、法治化的营商环境,就要以扩大内需为重要目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。
首先,积极发展实体经济。发展实体经济重在大幅降低企业成本,尤其是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应当承认,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,无论是税收成本,还是制度性交易成本,都处于较高水平,这对经济转型升级、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会造成某些不利影响。为此,创造良好营商环境,重点任务就是要明显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
其次,创新体制机制。产权保护应尽快制度化、法治化,稳定社会资本预期,同时,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。如果没有体制机制上的突破,就很难使创新成为扩大内需、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。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三句话:“把门打开,把市场搞活,把激励搞对”。要在科研领域做出更多创新,核心是要把激励机制做完善。所以,改革教育体制、科研体制,是发挥创新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第一推动力作用的关键所在。
再次,放开服务业市场。要加快形成服务型经济,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,重点是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。目前,工业领域的市场已经基本放开,但服务领域的行政垄断、市场垄断还比较突出,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发展,制约了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贸易的发展。据统计,2016年,全球服务贸易占比为23.8%,而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仅为14.5%,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近10个百分点。究其原因,不能不说与服务业市场开放滞后直接相关。
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政府信用建设的基础。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,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,面临着各种经济社会矛盾。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,实现扩大内需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机结合,政府信用建设就会上一个新的台阶,并由此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程,有效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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